作者｜李静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充分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顽强的精神，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周恩来为长征做了大量工作，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为红军长征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为了保存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开创发展新局面，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但由于敌人重兵“追剿”，他们不能在南方落脚，不得已过长江折转北上。这样，原计划的短程战略转移便发展为长征。
长征的准备工作是从1934年5月秘密进行的。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专门筹划战略转移任务。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长征前夕，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机敏，指导了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秘密谈判，在围堵的“铁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得红军长征初期能够较顺利地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
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干部
1934年8月，陈毅在作战中身负重伤，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通知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人送到医院为陈毅做手术，于第二天亲自前往看望，并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相信你一定能够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为了保证参加长征的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志和一批女同志及伤病员的安全，周恩来反对将这些同志分散到各野战部队去，于是将他们编成一个休养连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军，他亲自指派何长工兼任连长。长征路上，何长工调到红九军团任政委后，周恩来又派八军团卫生部长侯政任休养连连长。在周恩来的关心和照顾下，休养连绝大部分同志都胜利到达了陕北。
指挥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
1934年9月，中央苏区北线和东线的防御阵地相继被敌军突破，蒋介石准备在10月下旬、中央红军突围前夕，向中央苏区发动总攻。红军通过侦察和破译敌人无线电通信，已察觉到敌人即将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决定将突围行动提前一个月，在敌人发起总攻前冲出包围圈。
经过苦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此时，军委纵队离湘江渡河点仅80余公里，但由于骡马、辎重过多，行进缓慢。敌“追剿”军陆续赶到，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在湘江两岸与优势之敌血战5昼夜，终于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但是自身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自长征以来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严重恶果。这样，部队的指挥实际上由周恩来担当起来，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长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史称“遵义会议”。对于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曾多次予以肯定。
召开遵义会议的基本条件就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获得休整时间。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又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稳固。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发言后，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竭诚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由于周恩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对红军有着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成员，所以周恩来的态度对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1935年3月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是周恩来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国革命的转折由此开始。
与毛泽东共同组织和指挥了红军长征
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立后，周恩来不仅是红军行动的决策者，而且是战略战役的具体准备和组织实施者。可以说，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指挥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
首先，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酝酿提出了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红军长征的出路仍尖锐地摆在新的领导人面前。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关于红军战略方针曾有过几次变化，但直到两河口会议才确定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对红军长征的出路，对创建新根据地都非常有利。在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指挥下，中央红军通过四渡赤水战役、大渡河战役迅速北上，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以后继续北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使全国的革命形势和陕北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次，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组织、指挥红军开展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我军一反以前的状态，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声东击西，处处主动，左右敌人。全军指战员深刻地认识到：周恩来与毛泽东等领导制定的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第三，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亲自指挥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地区。部队与从蒙古、盐井坪渡口过江的红九军团会合，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四，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决策指挥了粉碎敌人围剿陕北的直罗镇战役。战前，周恩来组织团以上干部实地察看战场地形，并亲自制定作战部署和布置战役打响后的救护、后勤保障等工作。战斗打响后，他与毛泽东等亲临前线，甚至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这次战役的胜利，打乱了蒋介石进攻陕北的计划，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剿。
第五，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决策指挥了东征和西征，使陕北根据地在发展中得到巩固。进入陕北，虽然建立了根据地，但根据地的条件是有限的，仍有许多困难，党中央决定在发展中求巩固，为此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亲自率军东渡黄河，抗击日寇。周恩来则负责后方工作，为东征胜利及回师做了许多细致的策应工作。东征军回师不久，周恩来又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终于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
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芦花政治局会议，回顾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诚恳严肃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督促张国焘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中央的正确主张，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在周恩来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挽救和积极争取下，张国焘终于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为夺取长征完全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纠正了陕甘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红二十五军中遗留的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克服了内部的政治危机，团结了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干部群众。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看望被释放的红军指战员。此后，周恩来又受党中央委托，分别找受过委屈的同志谈话，鼓励他们为革命、为人民顾全大局，建立功勋。此外，周恩来还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为形成西北统战局面作出了贡献，使红军长征最终以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总方针而告胜利。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所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风范和崇高品德，是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
资料来源：《人民论坛》，作者单位为南京市梅园新村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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