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的午后，距离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揭晓还有几小时，展映单元的《伴我同行》在市中心的一家影院散场，离场的人群里有个年轻姑娘问同伴：“这个男主角是谁呀？长得真好看，演得也好，他有别的片子吗？”这句真诚质朴的好评让老观众唏嘘，观众在迭代，眼前看起来不到20岁的女孩不知道在千禧年前后，《伴我同行》的男主角瑞凡·菲尼克斯在中文互联网电影论坛上拥有无数“迷妹”，他如果没有在23岁猝然早逝，本是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同辈的天才男演员。当场还有激动的孩子大叫：“《伴我同行》居然和《危情十日》《好人寥寥》是同一个导演！罗伯·莱纳太厉害了，能执导风格跨度那么大的电影。”
《伴我同行》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临近尾声，许多观众在社交网络分享了大银幕下同样精彩的“电影故事”：和百岁卢燕在同一个影厅观看《董夫人》，第一次知道华语电影领域有过唐书璇这样了不起的女导演；在《哀乐中年》的放映现场制止一位老伯在观影中拍摄银幕，散场后，老伯对着指责他的年轻观众讲述“石挥是多么伟大的演员”，原本观念有冲突的两代人因为石挥的往事一起泪洒影院。
“热门新片”不足以构成电影节的全部，新一代的观众在影院里不经意地邂逅老电影、老影人和老观众，他们因此翻开了电影史被尘封的宝藏篇章，进入流量之外更丰富的电影世界——这构成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支特殊“狂想曲”。
看到世界电影的“起点”
在短视频、短剧制造的流行文化氛围里，放映一部时长417分钟的默片足以构成一桩文化事件——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1923年的法国电影《铁路的白蔷薇》，在抢票的喧嚣中，这很可能是一部被低估的老电影。
《铁路的白蔷薇》也许看起来太板正和老套，它由序幕和四个章节组成，遵循法国古典戏剧的结构。情节更显套路：一个尼斯的铁路工人在火车事故之后收养了一个孤女，多年以后，铁路工人和他的儿子都对孤女产生男女之情，为了家庭安稳，女孩远嫁巴黎的富豪，但每个人的感情并不受理性约束，女孩绝望地爱着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男孩和富豪双双死于男人之间嫉妒引发的决斗，年迈的铁路工人在一场工伤以后失明，最终在勃朗峰的山谷里抱着他心爱的蒸汽车头模型死去。
不仅今天的观众要吐槽这是“八点档的情节剧”，即使在《铁路的白蔷薇》首映的1923年，导演阿贝尔·冈斯遭到同行雷内·克莱尔公开撰文指责：“文学品位实在是太差了。”冈斯其实是很有文学追求的创作者，他的剧本写作明显受到意大利诗人邓南遮的影响，围绕着背德和忏悔的主题，探讨激情的本质是难以被约束的凶兽，人类的真实欲望往往造成声名狼藉社会悲剧。但是在1920年代，邓南遮也已经被视为“过时”。
冈斯对作品情节的“合时”或“过时”有着很有定力的思考，如果为了追求情节的现代感，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都要被鉴定为“神经失常的家庭剧”，他大胆尝试用电影的方式表达“激情的戏剧”，他用电影这种在当时还完全新生的媒介来探索在日常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类的精神波动”。他在电影的起步阶段早早明白，这种全新艺术形式独特的优势在于，它能审美地打开非现实、非理性的世界。他不被“交代情节”的需求束手束脚，大胆地开创特写、运动镜头、多视角的主观镜头和交叉剪辑，并说出：“电影有了特写，就像古希腊演员们戴上戏剧面具。”在希腊戏剧里，面具的作用是强烈的情绪传达和性格象征，让演员在剧场里成为“超人”，表达超出生活的行为和感情。
冈斯的艺术判断和他通过《铁路的白蔷薇》呈现的一整套视听语言，决定了电影在后续一个世纪的方向。影片序幕的火车相撞事故，不是用画面客观描述一场恶性事故，而是快速剪切的心里蒙太奇展示“一个铁路工人在极度恐惧中感受到的惨剧”，爱森斯坦用同样的手法制造了“敖德萨阶梯”名场面，而那部《战舰波将金号》要在《铁路的白蔷薇》两年后才出现。影片在日本公映后，电影学徒黑泽明因此立志要成为导演，若干年后，他最富盛名的《罗生门》开场“迎着太阳走在密林中”，几乎原封不动地致敬了《铁路的白蔷薇》的重要片段。这部“电影的电影”“导演的电影”因年代久远和特殊片长，很少在大银幕展现全貌，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次极有魄力地放映接近原始版本的修复版，让观众用一个下午看到电影艺术100年浓缩的华彩。
看更多样化的电影，更宽容地看电影
百岁高龄的卢燕出现在她主演的《董夫人》放映现场，电影和电影人以不朽的光华从流逝的时间中免疫，电影映后感人至深的片段很快出现在社交网络，这使得原本低调的《董夫人》成为电影节临近结束时“迟到的热门”。现实中银发如雪的卢燕和银幕上仍然盛年的她共同带领观众溯洄于华语电影史——在世界电影类目里无法被归类的东方人文情韵和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女性表达，不是只有费穆和《小城之春》，还有唐书璇和《董夫人》。
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在影史推荐、4K修复、致敬影人的单元放映年代久远的电影，就是为了在时代大浪淘沙的节奏里，沙里淘金地找出被埋没、被误判、被错过的作品，让不断迭代的观众看到电影的传承不是单一的线索，而是层层叠叠、经纬交织的一幅豪华挂毯。
非洲是电影版图上的边缘之地，非洲电影人也在很长的时间里遭西方主流影评的压制。埃及导演尤瑟夫·夏因的《情迷亚历山大》在1979年首映时，先遭纽约重量级影评人奚落，几乎是“一票否决”的灭顶之灾，后来的欧洲评论界似乎宽容些，但把夏因比喻成“非洲的费里尼”，这再次刺伤导演的自尊心。今年是夏因导演的百年诞辰，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致敬单元放映《情迷亚历山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给这部影片又一次机会和迟来的公道。
在今天看来，这是一部甚至能够甩开当代许多影像艺术家的“散文电影”，导演创造性地在开场使用1945年的新闻片段，从黑白画面突兀地切入彩色的剧情段落，在这部明确带着自传色彩的作品里，导演创造了充满活力和动感的视听语言，这一份用画面和声音再现的个人视角的历史，重新定义了虚构和纪实，也让电影跳出纪录和剧情的限制，无论过去、当下和未来，每一份具体的“讲述”终将在时间中获得被正视、被聆听的机会。
今年120岁诞辰的比利·怀尔德是一位很“古老”的导演，《热情似火》仍能让千人大厅坐满，也仍让满场观众笑得欲罢不能，但老辈导演开男女玩笑的分寸到底让新生代观众“不舒服”。怀尔德本人最满意的《柏林艳史》问题似乎更大，以如今的尺度评判，女主角的道德水准不高，她在德国军官和美国军官之间左右逢源，这是要被全网批判“搞雌竞的捞女”。谁能想到，《柏林艳史》在天山影剧院放映结束时，全场掌声里爆发了热烈的叫好声，男女声都有。
这才是电影艺术的力量：即使创作者和作品的“观念”停留在过去的时代，但是，怀尔德用“错的人物，错的故事”拍出了高级的喜剧，人性的局限因此变得能够被面对、被接受。这也抵达了电影节多样化展映的精神愿景——从多样化的电影里看到多样化的世界，因此在现实中更宽容地看待电影、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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